香港的不合作運動被抗疫打敗了，因為抗疫正是講求合作。高呼「康復香港，時代抗疫」的人當初沒有察覺到這句說話有毒，現在卻在躲避那個後悔的自己。他們以為抗爭和抗疫是可以並行的，有信心分得開兩者，於是便慢慢落入一種難以自覺的自欺當中——我只是做好我的本份。
仔細覆讀這句說話，為甚麼做好自己的本份有錯？錯不就是錯在人人沒有做好他的本份嗎？沒錯，這正是構成整個公利社會的基礎，透過每個人盡好他每一分的個人責任，來達至整個群體得益。從小到大教育系統都灌輸我們要盡好公民責任，令每個學生都相信這就是我們的當然本份，但他們沒有告訴你，這個理想之所以成立，前提是必須擱置種種政治上的前設，有一個問題是他們絕對不想你們思考的：到底在獨裁統治底下我應否做好個人責任？
一邊咒罵老豆打母親，一邊履行孝順的責任向這個男人進貢家用，這是說不過去的，常理上大家都清楚，除非他停止家暴，否則給錢便是助紂為虐。不過，放大到社會層面，我們便很容易喪失這種常理，因為人們都以為個人責任跟政權問題是分得開的，我只是盡好我的本份，「以免有位畀到政權入我」。
獨裁政府樂於見到大眾落入這種自欺之中，人人盡好個人責任，可使他們節省不少管治成本。他們最喜歡你這麼想：「如果我努力抗疫，政府就沒有藉口說疫情失控是我的錯了，抗疫不力的責任就全在政府身上。」自欺總是因分割而起的，無論是靈魂的自我分割，抑或對權責的分割，每當你從混合的東西強行分出僅屬自己的部分時，就很容易落入自欺。我們理所當然地覺得責任是整個社會分擔的，但有一種認知偏誤，以為每個人抽走自己的那一份後，剩下的責任剩餘才是屬於政府的，而不知道我們的個人責任便是構成政府權力的一部分，卻被我們自欺地以為可以分開了。
移民出走是拒絕對獨裁政府履行個人責任的體現，履行社會契約的人減少是對暴政的合理回應。面對不負責任的獨裁政府，不履行個人責任才可使自己處於對等的位置，這也是不合作運動的背後原理。在辦公室混過的人應該清楚，盡責者往往會淪為被剝削的一方。為保障自己免被剝削，他就要跟大伙兒一同消極對抗。「辭工是不負責任的表現」，老闆當然希望愈多人這麼想愈好，好使他們在不願意請人和管理不善之下，仍有一些人幫他們盡責地勞役自己。一個有責任心的人如何不被責任所勞役，是他畢生最艱難的功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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